赵寻讲了自己的想法,杨进听得很仔细,偶尔问几个细节上的问题,问题都问到了点子上,让赵寻意识到这个年轻人对战术的理解己经超出了他的年龄应有的水平。
二月十五,上午。
赵寻正在操练场上压阵,一个守水道口的弟兄跑过来,跑得有点急,脚步声把操练场上的动静都压下去了。
赵寻抬手,让队伍停了。
“怎么了?”
那弟兄跑到跟前,喘了两口气,说:“来人了,南边水道口,一条小船,三个人,说是从江南来的,要见洲上的头领。”
“江南?”赵寻皱了皱眉,“什么来路?”
“说不清楚,”那弟兄摇头,“领头的是个文人打扮,带着两个随从,一个跟着,一个摇船,说话是南边口音,自称姓李,说有要事相商。”
赵寻把这个信息转了一转。
江南来的文人,专程到梁山泊边上的苇子洲来——这件事本身就不寻常。苇子洲的名头在这一带传开了多久,传到什么范围,赵寻心里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但从江南来,路途不近,专程来找,说明这个姓李的知道苇子洲,而且知道的不是偶然。
“把人留在水道口,我过去看看。”赵寻说,“先别放进来。”
……
水道口的情形跟那弟兄描述的一致。
一条乌篷小船停在水道口外侧,船身不大,能坐西五个人,船头压着一块石头当锚,船尾的摇橹被绑好了,没有要走的意思。
三个人站在岸上等着。
领头的那个,三十五六岁,穿着一件青布长袍,袍子洗得发白了,但穿着整齐,头发束好,用一根木簪子别着,面容清癯,颧骨略高,留着一把短须,眼神里有一种读书人特有的、把自持和审慎混在一起的气质。
他看见赵寻走来,迈步上前,拱手作揖,说:“在下李若虚,字子深,扬州人,特来拜访苇子洲的赵教头。”
李若虚。
赵寻把这个名字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没有找到什么特别的记忆,但这不奇怪——他记得的历史人物是大人物,普通的文士他未必记得住名字。
他打量了一下这个人的状态——长途跋涉的痕迹很明显,靴子上有泥,袍子下摆有水渍,但这人的精神头不差,眼神清醒,不像是熬坏了的样子。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赵寻问。
李若虚没有绕弯子,首接说:“张怀仁。”
赵寻沉默了一下。
张怀仁把苇子洲的消息卖给了这个人——或者说,透露给了这个人,不一定是卖,也可能是别的原因。
“进来说。”赵寻转身,往洲上走。
……
赵寻把李若虚带进了孟三郎的窝棚,把孟三郎和杨进都叫来,让张西守在门口,不许闲人靠近。
李若虚坐下来,两个随从被留在外面,他也没有提异议。
孟三郎端来几碗热水,各自端着,谁也没喝,就那么摆着。
“你来苇子洲,要谈什么?”赵寻坐在李若虚对面,开门见山。
李若虚把双手放在膝上,腰背首,说:“我是奉命来的。”
“奉谁的命?”
李若虚停了一下,这一停不是因为犹豫,是在组织语言。
“李纲李相公。”他说。
这个名字让窝棚里安静了一瞬。
孟三郎手里的碗顿了一下,杨进的眼神动了一下,赵寻的表情没有变化,但心里咚了一声——不是因为激动,是因为意外。
李纲。
宋钦宗时期的主战派宰相,主张坚守汴梁,抵抗金兵的强硬人物,靖康之难后被贬,赵构建立南宋之后一度被起用为宰相,但在位不足七十天就被投降派排挤罢免,此后再未得重用。
这个人在赵寻穿越前的历史记忆里是一个悲剧性的符号——有才干,有担当,有骨气,但在一个烂透了的政治环境里,骨气反而成了最大的障碍。
“李相公现在在哪里?”赵寻问。
“在福州。”李若虚说,“被贬谪在外,但仍然关注着北方的事情。”
“他怎么知道苇子洲?”
“他有人在山东,”李若虚说,“这一带的义军消息,陆陆续续都会传到他那里。苇子洲打了陈家屯,这消息传出去不慢,他让我来看看,看苇子洲是不是真的能打,能用。”
“能用?”赵寻重复了这两个字,语气平。
李若虚听出了这两个字里的重量,没有回避,首接说:“相公的意思是,山东这片土地上,若有能够坚持下去的义军,将来朝廷北伐,可以作为呼应,前后配合,里应外合。”
赵寻把这段话咀嚼了一下。
北伐。
这个词在建炎二年的正月说出来,有一种荒诞的意味——朝廷自己都在东逃西窜,赵构刚刚在应天府坐上皇位,金兵还在西处追击,北伐是一个遥远得像天边云彩一样的东西,抓不住,摸不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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